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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清官廉吏如何看置业?
发布日期:[2014-07-11] 阅读人次:1637 【字体:

奢俭观——崇俭去奢,以身先之

    历史告诉人们:勤俭与奢侈会给家、国带来成与败截然相反的结局。唐朝李商隐《咏史》诗中所云“历览前贤国与家,成由勤俭败由奢”即是一个经典的总结。宋朝大儒朱熹也称:“自古兴俭以劝天下,必以身先之。”中国古代的清官廉吏禁得起物质财富的诱惑,而以勤俭劝天下,在其朴素奢俭观的指导下,成为“以身先之”的楷模。

    春秋时齐国名相晏婴即以廉洁自律著称。虽然他功高权重,但一向俭朴,齐景公赐给他封邑,他拒不接受;居住在临近市场的小房子中,人声嘈杂,环境极差,景公要给他换一处条件好的大宅,也被他婉拒。他“食不重肉,妾不衣帛”,因此受到齐人的爱戴和诸侯的敬重。三国时吉茂也以为官清廉著称,对别人送来的礼品一概拒不接受,而且从不为穿质量差的衣服、吃粗劣的食物感到没面子。他穿着粗恶、饮食粗劣、以步代车,“臣役妻子,家如悬磬”,全家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。宋朝著名的清官包拯,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为官,都始终坚持廉洁自律,虽为朝廷重臣,但所穿、所食、所用和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。寇准官至宰相,颇有作为,但他非常简朴,成为“有官居鼎鼐,无地起楼台”的名相。寇准历高官数十年,不治田园宅第,甚至在进京见皇帝时寄居寺庙,其声名远播辽邦,亦名垂青史。

    三国时诸葛亮在《诫子书》中告诫子孙,要“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”。清朝的李僡是被道光皇帝称为“不愧疆垠重任”的名臣。当他得知儿子初入仕途,不注重小节时,立即写信严谕:“用度不慎,必至拮据,操守焉能得好……你何所恃而不恐耶?”勤俭朴素不但有益于修身养德,而且有益于齐家治国。古代清官廉吏在其高洁的奢俭观指导下,刻意过着艰苦朴素的平民生活,并希望子孙也能与自己坚持一样的奢俭观,保持生活俭朴、为官清廉、爱民如子、清白持家,因此,不为子孙置业遂成自然。

    李僡,陕西华阴人,字惠人,又字吉人,道光二年(1822)进士。由于他一贯亲躬政务,不阿权贵,清廉为政,秉公执法,道光皇帝曾下诏书褒奖他“办理认真,罔不顾嫌怨,不愧疆垠重任”。当他得知儿子李其诏初入仕途,不注重小节时,立即写信严谕:“……与你在平凉相遇,圈车四辆,轿车一辆,行李如此之多,可谓荒唐。一作教官,便如此阔达,倘作州县,又将何如!你把我的辛苦艰难全忘却了。人之无良,一至于此,教别人笑我有浪荡之子,我心甚愧。一起手如此,将来何以收敛。用度不慎,必至拮据,操守焉能得好……你何所恃而不恐耶?”图为今人收藏的李僡家书。

    义利观——非义不行,非义不居

    这里所说的“义”是指道义、原则,是一种道德规范;“利”则指利益、功利。对义与利及其关系的看法就是义利观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义利观广为士大夫们所接受,并成为清官廉吏置业观的思想源泉。

    儒家义高于利、义主利从的义利观深为中国古代清官廉吏所推崇、所信仰,在其指导下而“行其义”。正因如此,他们做到了利不苟得,义不容辞,不义之财坚决不取,甚至应得之财也要施之于亲友百姓。据《列女传》载,在战国时期,为齐宣王相的田稷子,曾收下属百镒之金,其母得知后,对他严厉教训道:“非义之事,不计于心……不义之财,非吾有也。”被母亲严责后,田稷子立即退回了所收之金,并向齐宣王请罪,日后遂成为秉承廉洁家风、不取不义之财的名相。

    践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宋代名臣范仲淹,非但不取不义之财,而且还把俸禄拿出来创办义庄、义田、义宅、义学,以救济穷困族人,解决族人子弟上学难的问题。范仲淹在杭州知州任上,其子弟见其年逾花甲,知其已有退休之意,就打算在洛阳为其治宅第、树园圃,供其晚年享用,但被范仲淹制止,并说:“人苟有道义之乐,形骸可外,况居室乎!”可见,他以“道义”为最高境界,对身外之物漠然视之。

    儒家的义利观之所以被正派廉洁官员奉为行动的指南,是因其与廉洁有着天然的联系。它既是道德规范,也是廉洁自律的规范。因此,古人也常把“义”与“廉”相提并论,比如,刘向《说苑·谈丛》云:“义士不欺心,廉士不妄取”;唐朝诗人李白在赠友人的诗中亦云:“廉夫唯重义,骏马不劳鞭”。如果一个官员能持“政之大节”之义、社会责任之义、天理良心之义、社会正义之义、百姓利益之义,廉也在其中了,不为子孙置产治业便顺理成章。

范仲淹在杭州知州任上,其子弟见其年逾花甲,知其已有退休之意,就打算在洛阳为其治宅第、树园圃,以供其晚年享用,但被范仲淹制止,并说:“人苟有道义之乐,形骸可外,况居室乎!”可见,他以“道义”为最高境界,对身外之物漠然视之。图为明代人所绘范仲淹像。

    民本观——以民为本,先忧后乐

    古代清官廉吏置业观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是其民本观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民本思想可谓源远流长,并闪现出灿烂的光辉。在先秦时期,孟子的民本思想达到了相关政论的高峰,《孟子·万章上》中孟子引用《泰誓》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:“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”,民与天齐,把民放到了极高的位置上,并进一步提出 “民贵君轻” 的观点。持此民本思想的后继者,历代不乏其人,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他立足民本,直指君恶,提出入仕为民及以“万民之忧乐”为衡量治乱的标准,将民本思想发展到古代社会的巅峰。

    在中国古代社会,民本思想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,而且实现在实践中,并成为清官廉吏的行动指南。翻开廉吏传,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到这既体现在他们呕心沥血,施惠于民,又体现在不与民争利,不为子孙置业,以寻常百姓的生活标准要求自己。春秋时鲁相仲孙蔑(即孟献子)为官清廉,他认为当官的不要与民争利。他不仅洁身自好,而且严管家人,其子即因追求奢侈被他关了七天七夜的禁闭,令其洗心革面,改正错误。同一时期的另一位鲁相季孙行父更是声名远播。他虽居相国之位,但在生活上却与百姓看齐,在老百姓吃不好、穿不暖的情况下,自己绝不追求奢华与享乐,不以美妾肥马为荣耀,而以高尚的品德来为国争光。明朝洪武年间,洞庭湖畔的龙阳县洪灾频发,郡县长官赈灾不力,反勒索不断,民不堪命。典史青文胜虽为小吏,甘愿赴京击登闻鼓为民请命。事不就,竟吊死在登闻鼓下,朝野震惊。朱元璋钦定减免该县赋税三分之二,有人誉其“一点丹心全赤子”。这些清官廉吏是民本思想的杰出践行者,其民本精神可歌可泣,青史流芳。

    祸福观——贪财取祸,恭俭纳福

    古代清官廉吏的置业观还与其祸福观密切相连。聚敛钱财是福还是祸,在认识上清官与贪官截然不同,贪者常常利令智昏,而廉者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。

    清官廉吏不仅有正确的人生观、高尚的人格,而且具有卓越非凡的智慧。这在对财富与祸福关系的认识与行动上充分体现出来。南北朝时曾任南齐晋平太守的廉官王秀之说:“人所昧者财,财生则祸逐,智者不昧财,亦不逐祸。”不贪财、不取祸,全身而归,实为明智之举。曾任北齐散骑常侍、鸿胪寺卿等官职的崔冏亦非常节俭廉洁,所得俸禄一定分给亲朋故旧,不积累财富和产业。崔冏不仅终生自守,而且教诲子孙,持恭俭以纳福,戒骄奢以避祸,真乃大智慧!王旦是北宋真宗时的贤相,虽身居显贵,却始终保持着俭朴的家风。宋真宗为其廉行而感动,亲自登门赐白金五千两,王旦又上表拒收,并强调“益惧多藏,况无所用,见欲散施,以息咎殃”。可见他认为财富积累多了令人恐惧,是致祸的源头。因此,他连皇帝的赏赐都不要,自己的俸禄多了,也尽量散去。

    古代的清官廉吏具有这样充满智慧的祸福观,其实一点都不奇怪,因其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,在古代先贤和哲人中已形成一种共识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八年》称:“善人富谓之赏,淫人富谓之殃”,也就是说为富不仁者必然引来祸殃。“仁者散财以得民,不仁者亡身以殖货。”这条被历史反复证明的铁律,唯智者识之,廉者鉴之,贪者逆施,遂蹈覆辙。

    财富观——清白传家,子孙不匮

    财富可分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,贪官污吏只愿给子孙留下物质财富,所以朝夕聚敛,唯恐不足,但往往事与愿违,并未给子孙带来真正的益处。而清官廉吏不重物质财富,更愿意给子孙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    西汉的疏广,官至太傅,贵为太子之师,但他不为子孙积累钱财。他认为使子孙多财并非好事,“贤而多财,则损其志;愚而多财,则益其过。且夫富者,众之怨也。吾既无以教化子孙,不欲益其过而生怨。”可见疏广并不是没有为了子孙考虑,而是考虑得很深入、很长远,用心不可不谓良苦。东汉的杨震出身贫寒,一向廉洁奉公,“不受私谒,子孙常蔬食步行”。故旧老友劝他为子孙置办些家产,他也不肯,而回答说:“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,以此遗之,不亦厚乎!”鲜明地提出了清白之名更胜万贯家财、精神财富更胜物质财富的观点。

    南北朝时期梁朝人徐勉官至尚书仆射,位高权重,但“勉虽居高位,不营产业,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”。他恪守“以清白遗子孙”的信条,胸怀给子孙留下黄金满箱,不如让其知书识礼的志向。南宋王应麟所撰《三字经》,也有这种思想的体现:“人遗子,金满赢,我教子,唯一经。”可见,这一思想已成为古代社会有识之士的共同认知。

    中国古代清官廉吏是古代优秀文化的继承者、践行者和创造者。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儒家治平之术是他们人生的主旋律,宋代张载又将其发展到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崇高境界。古代清官廉吏正是在这种崇高的境界下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人生追求,体现于卓尔不群的思想言论、立场观点和行为方式、生活方式。正是因其具有如此崇高的置业观,化腐朽为神奇,使置业从物质层面升华到精神层面。他们“忧道不忧贫”,不为子孙置业,只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子孙,充满着对儿孙的希冀和厚爱,闪现着人性的光辉!(作者战继发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纪委书记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