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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炎武的治官定律
发布日期:[2012-09-29] 阅读人次:1637 【字体:
 

顾炎武治官定律:

——官多则乱

——大官多者其世衰

——“省事”更重于“职官多寡”

治官,就是管理百官。春秋时期齐国的大政治家管仲说:管理官吏,教化民众,关键在于君主。这就是所谓“治官化民,其要在上”(《管子·君臣上》)。这句话首先也说明了管理官吏和教化民众,是高层执政者的基本职责。西汉一位有声望的政治文化学者刘向也曾经指出帝王成功之道在于“设四佐以自辅,有英俊以治官”(《说苑·君道》)。“治官”是最高执政者的责任,也是能否取得政治成就的主要条件。

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,本人没有什么做官的经历,但是凭着对政治史的熟悉,凭着对历代官制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的深刻思考,也曾经对于“治官”提出了非常高明的认识。

历代政治危机形成的原因,大都包括官吏人数过多的问题。冗官,造成民众过于沉重的负担,也导致行政运行效率的降低,往往也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隐患。有人把这样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表述,叫做“官多则民扰”。唐代名臣刘晏曾经指出“官多则民扰”的规律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二六)。元成宗时代,一位大臣郑介夫上奏,也说过“官多则民扰”这样的话(〔明〕杨士奇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六七《治道》)明代山东一位地方官杨茂仁在向皇帝提建议的时候,也强调“官多则民扰”(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三四)的事实。清代学者胡文学在《甬上耆旧诗》卷一二中也说到这件事,故事的主人公却名叫杨茂元,字志仁。清代又有一位陆陇其,在他的《三鱼堂文集》外集卷四中,也重复过“官多则民扰”的说法。

明代有一位陆粲,曾作《担夫谣》,描写驿传兵卒服务于往来官员,不堪劳苦的情形:“归来息足未下坡,邮亭又报官员过。朝亦官员过,暮亦官员过。贵州都来手掌地,焉用官员如许多!”(《陆子余集》卷八)陆粲是嘉靖进士,由翰林改授负责稽察六部弊误,甚至对于皇帝制敕之违失有驳正之权的工科给事中。后来因上书论时政,下诏狱廷杖,又因疏劾权臣被贬谪,任贵州都匀驿丞,因此对社会下层驿卒的生活有真切的了解。所谓“焉用官员如许多”,透露出民众对官吏过于冗多的怨愤。

宋代学者黄震对于这种政治史上常见的现象,却用另一种形式揭示。他说:“官多则吏多,吏多则民扰。”(《黄氏日抄》卷七一)宋太宗时代,监察御史王齐上疏,曾经有这样一段话,也涉及冗官扰民的情形:“官多则事繁,吏多则民残。欲事不繁,莫若省官。欲民皆安,莫若省吏。天下所以未极清净者,由官吏多之故也。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二)他说,官多,则行政的事务繁多;吏多,则百姓受压迫惨重。要想避免政事的烦杂,最好就是裁减官员。要想减轻百姓的负担,最好就是裁减吏员。现在天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安定清平,就是因为官吏过多的缘故。

宋太祖有一句名言,也可以体现比较清醒的政治见解:“吏员猥多,难以求其治。” 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一)他认识到,冗官对于政治管理有明显的负面影响。

顾炎武综合历史上诸多开明人士的意见,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治官定律。他说:“官多则乱,将多则败。”(《日知录》卷五)

我们可以把这一见解看作顾炎武治官第一定律:官多则乱。

顾炎武在《医师》这一条写道:古代的庸医杀人,现在的庸医不杀人,但是也不活人,使他在不死不活之间,病情越来越重,最后终于死掉。今天的医师不能察知病源,于是只好多用药,好比打猎,不知道兔子在哪儿,“多发人马,空地遮围,冀有一人获之,术亦疏矣!”《后汉书》说,神医华佗精于方药,所用的药不过数种而已。所以说,“官多则乱,将多则败,天下之事亦犹此矣。”官僚多了会造成混乱,将军多了会导致战败,天下的事其实都是这个道理。

我们又注意到顾炎武治官第二定律:大官多者其世衰。

在《日知录》卷八《乡亭之职》这个题目下,顾炎武写道,古来政治成功者,都重视基层管理。“天下之治,始于里胥,终于天子,其灼然者矣。故自古及今,小官多者,其世盛;大官多者,其世衰。兴亡之途,罔不由此。”他说,天下之治,基点在于基层行政制度的健全,这是很明白的。从古到今,小官多的时代,都是盛世;大官多的时代,都是衰世。走向兴盛,还是走向衰亡,这儿就是指示方向的路标啊。他认为,古今所以兴衰的部分原因,由政治管理的这一特点可以得到认识和理解。

顾炎武说“小官多者,其世盛”,认为官吏中做实事的人多,实际负责的人多,熟知民间疾苦的人多,是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的。

他说“大官多者,其世衰”,是强调官吏中空受俸禄不做实事的人多,指手划脚不真正负责的人多,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人多,这样的政治局面,会导致衰亡。

他还提出了从另一思路进行考虑得到的认识。这就是顾炎武治官第三定律:“省事”更重于“职官多寡”。

《日知录》卷八有《省官》一条。顾炎武写道:刘秀实现了光武中兴,然而海内人口算一算,只有原先的百分之二三十。国防设施严重破坏,边地郡县空设太守、县令县长,他们只能用心招还流民。刘秀笑着说:现在边地根本没有多少户口,设置行政长官进行管理,好比《春秋》“素王”一样。(汉代学者王充在《论衡·定贤》中写道:“孔子不王,素王之业在《春秋》。”)于是省并地方行政单位以及官僚职务岗位的设置,史书有不少记载。刘秀提出的原则是:“兵革即息,天下少事,文书调役,务从简寡,至乃十存一焉。”说战争已经结束,应当减轻社会的负担,公文往来,劳役征发,都应当减省,最好保留原先的十分之一就可以了。顾炎武于是说,“以此知省官之故,缘于少事。”说由此看来,正因为要“少事”,所以才做到了“省官”。他接着说,现在公文铺天盖地,官司泛滥成灾,主政的人因事情琐碎杂乱难以胜任。这种情形走到极点,又不得不增加官吏,于是难以实现效能的提高和政治的安定。

顾炎武又引录了晋代名臣荀勗的说法。荀勗以为:“省官不如省事,省事不如清心。昔萧曹相汉,载其清静,民以宁一,所谓‘清心’也。抑浮说,简文案,略细苛,宥小失,有好变常以徼利者,必行其诛,所谓‘省事’也。”他说,精简官员不如精简事务,精简事务不如保持心境的清静。萧何和曹参作丞相时,就保持了心境的清静,使百姓也得到休养生息。而抑制空谈,减省公文政令,不深究细小的过失,有喜欢别出心裁节外生枝以谋求私利的,严厉治罪,这就是“省事”。顾炎武说:“此探本之言。为治者识此,可无纷纷于职官多寡之间矣。”他同意荀勗的见解,赞赏道:这真是抓住了根本的见识啊。管理国家的人理解了这一点,就不必总是纠缠于职官究竟是应当多还是应当少,争论来争论去了。

这里所说的“省事”,其实和汉初推行的政治原则“无为而治”相当接近。汉文帝和汉景帝就是坚持这样的原则,成就了“文景之治”的盛世的。“无为而治”,就是“省事”,就是在政治上少有急切的举措,避免苛烦扰民,否定过激和冒进,使社会生活在自然的状况下得以安定。“无为而治”是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的政治理念。我们赞同顾炎武的话,“为治者识此,可无纷纷于职官多寡之间矣。”就是说,如果能够真正实践“无为而治”,作到“省事”,那么,“省官”问题其实也就迎刃而解了。